刚过完元旦，又要过大年了，对于中国人来说，“年味”这才刚刚开始。老百姓们开始打算采购年货，礼尚往来等麻烦事也摆在面前，哪家不送礼啊，即便是权贵们也免不了，只不过他们的收入远大于支出罢了。于是乎，你来我往，忙忙碌碌，几家欢乐几家愁。——说起送礼，想起了当年的一段笑话：
二十年前在小国营企业当官时，最头疼的就是逢年过节的例行进贡：从县局、市局、省厅，还有地方政府各职能部门，名单一大串，哪路山神爷的香烧不足都养不起小鸡来！为此还得专门开会研究，领导班子明确分工，每人分一份名单，这也是必须完成的“政治任务”。
有一年，当副厂长的我分到了一份“美差”，和我们的局领导一起到省厅进贡。那时送礼进贡的技术含量很低，不象现在，这卡那卡的，喝着茶随手就递过去了，那时都是“真家伙”，一份少说也得七八十斤！我们厂有一辆丰田面包，权当客货两用，拉着我和局领导直奔省城而去。我们这位局领导是个厚道人，根本就不精于此道，而我也是典型的生产队长，只会干点普通技术活，对这种“高新技术”也是一窍不通。我们两个一路上愁眉苦脸，唉声叹气，到了省城，进店住下。
光犯愁是没用的，晚饭时，我和局领导研究好了送礼线路图，先上谁家、后上谁家，连夜展开行动，这活儿不是可以光明正大的，再加上那年代都住单位宿舍院，全是一栋一栋的筒子楼，经常是厅长、处长、科长、办事员都住在一个院里，扛着大箱小包的挨门串，真是很尴尬。
“政治任务”，没办法啊，硬着头皮一家一家来吧！
有一位处长，人是很好的，平时帮我们不少忙，我门以前都到过他家，只记得住得楼层很高，好象是顶层。来到宿舍院门口，临近过节期间汽车是不准进的，我们只好把东西搬下车来，往里扛吧。不好意思让局领导扛，请他前面走，我和司机每人扛一大箱，歪着脖子跟后面，还不错，很快就到了单元门，司机也说是住在顶楼，一共是7层，我们吭哧吭哧好不容易扛了上去，局领导开始敲门。门应声而开，主人出来了，大家同时楞住了：不是处长，而是我们认识的一个小科长，还是副的！尴尬的笑容凝结在双方脸上，也就是一会儿的功夫，局领导不愧是领导，马上顺水推舟把礼物推进门，回身就走。小科长一边尴尬地客气着，一边也就“恕不远送”了——让他发了个小横财！我们满头大汗回到车上，大口喘着粗气，开始互相埋怨，那时处长家里也没有电话，更不用说手机了，“大哥大”都还没问世呢，只好等第二天上班后打电话了。第二天，问明白了，人家住在隔壁单元的7楼！
幸亏我们的老书记英明，礼物多准备了两份备用的，第二天晚上，又吭哧吭哧地扛着东西爬到7楼，这才算完成了“政治任务”。下来走在院里，碰见了兄弟县的同行，人家很潇洒地提着“县长包”（当时一种上下长方形的人革包，基层领导常用，被省城老百姓戏称“县长包”），大家心照不宣，打个哈哈就过去了，我们就很奇怪了：他们怎么不带礼物啊？后来才搞明白：人家包里装的是极品的海参鲍鱼干，——我们已经不跟形势了！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，人家的礼物怎么也一斤顶一百斤吧？就这样新人辈出，新技术层出不穷，终于发展到今天：一卡可顶十万、百万了！
上大学时，好把一些喜欢的剪报贴在床头的墙上欣赏，一位已经留校当副部长的小老乡去我宿舍玩，他是哲学系毕业的，马列思想自然根深蒂固，看到一篇剪报后异常惊怒，那是《》的一篇文章，题目好象是：“公有制是产生腐败的温床”，正好闲着没事，就和他辩论起来，这位部长阁下居然辩论不过我，最后强词夺理就是一句话：“反正这是极端危险的思想！”——“反正”，他灵敏的政治嗅觉没错——该报不久就被查封了！